截至目前,监察组由两个行政单位组成:
小组——高级监察员:谢尔盖·阿努夫里耶夫、帕维尔·佩佩尔施泰因、弗拉基米尔·费多罗夫;
监察委员会——监察员:A.索博列夫、A.诺西克、V.萨莫伊洛娃、T.卡加诺娃、G.泽列宁、M.丘伊科娃、N.舍普图林、N.谢苗诺夫(该名单于1993年11月28日批准)
1991年4月前,成员中还有Y.莱德尔曼,自1991年4月起由费多罗夫出任。
简历
小组成立于1987年12月。
阿努夫里耶夫·谢尔盖
1964年出生于敖德萨
1987年,莫斯科先锋俱乐部(КЛАВА)的组织者及首任主席
自1987年起任职于“医学诠释学”监察组
自1989年起为国际美术家联盟(IFA)成员
佩佩尔施泰因·帕维尔
1966年出生于莫斯科
1985-87年就读于布拉格美术学院(捷克斯洛伐克)
自1987年起为“医学诠释学”监察组创始人及成员
费多罗夫·弗拉基米尔
1963年出生于乌克兰苏梅
1980-84年就读于敖德萨工程建筑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自1989年起为“医学诠释学”监察委员会成员
自1991年起为“医学诠释学”高级监察员
Grita Insam画廊,维也纳,奥地利
Walcheturm画廊,苏黎世,瑞士
Krings-Ernst画廊,科隆,德国
R.Zvirner,柏林,德国
个人展览
谢尔盖·阿努夫里耶夫:
1983 N.阿列克谢耶夫公寓展览。APTART,莫斯科
1991 “谢尔盖·阿努夫里耶夫-亚历山大·格尼利茨基”。1.0画廊,莫斯科
1993 “阿克瓦·维塔”(与O.齐安吉洛娃、M.丘伊科娃合作)。敖德萨现代艺术博物馆
1994 “俄罗斯的心理风景”(与O.齐安吉洛娃、M.丘伊科娃合作)。Parzival画廊,柏林,德国
“寻找新的‘Nervi rerum’”(与O.齐安吉洛娃、M.丘伊科娃合作)。Sprinkenhof,汉堡,德国
1995 “纪念品问题”。布兰卡画廊,基辅
帕维尔·佩佩尔施泰因:
1995 “方案3号与弗洛伊德之梦”(与A.莫纳斯季尔斯基合作)。Pastzi-Bott画廊,科隆,德国
“医学诠释学”监察组:
1989 “三个孩子”。青年画廊,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
1990 “东正教吸吮物-包裹与终结。MH小组两个装置”。Kunsthalle,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
“三个监察员”。青年画廊,布拉格,捷克
“东正教吸吮物”。Kunsthalle,杜塞尔多夫,德国
1991 “小画的军事生活”。Krings-Ernst画廊,科隆,德国
“苏联神圣侧视”。Insam画廊,维也纳,奥地利
“瑞士+医学”。Shedhalle,苏黎世,瑞士
“19-91”。Walcheturm画廊,苏黎世,瑞士
1993 “瑞士+医学”。瑞士学会,纽约,美国
“田野素描”。MANI郊外博物馆,莫斯科郊区
“空圣像”。L画廊,莫斯科
“金像与黑线”。Kunstverein,汉堡,德国
1994 “我们是你们的祖父!”医学诠释学监察组空间,EUROPA 94艺术节,慕尼黑,德国
“灯塔中的照明”。Inge Baecker画廊,科隆,德国
“游行”。Human Space艺术中心,米兰,意大利
“塔中的体验”。Inge Baecker画廊,科隆,德国
“PARAMEN”。Insam画廊,维也纳,奥地利
“游行”。Human Space现代艺术中心,米兰,意大利
“白色窗户”。瓦尔德贝尔塔别墅,巴伐利亚,德国
1997 “老人肖像”。MG装置(I.季米特里耶夫参与),XL画廊,国立俄罗斯博物馆,圣彼得堡
主要群展
1982 APTART画廊首展,莫斯科
“俄罗斯新浪潮”。美国当代俄罗斯艺术中心,纽约,美国
1983 “昨日来,你将是第一”。纽约市 City without Walls、美国当代俄罗斯艺术中心
1984 “敖德萨-莫斯科”。APTART画廊,莫斯科
1986 “艺术反商业”。比特采夫公园,莫斯科
1987 先锋俱乐部首次展览,莫斯科
“立体主义”,先锋俱乐部,弗鲁贝尔画廊,莫斯科
1987-88 “地狱中”(展览行动)。先锋俱乐部,莫斯科
1988 “浴室”(展览行动)。莫斯科桑杜诺夫浴室男宾部
“IS KUNSTVO。莫斯科-柏林/柏林-莫斯科”。柏林,德国
1989 “昂贵的艺术”。青年宫,莫斯科
“概念主义展望”。莫斯科
“莫斯科-维也纳-纽约/当代艺术”。维也纳艺术周,奥地利
1989-90 “今日苏联”。路德维希馆,亚琛,德国;圣艾蒂安现代美术馆,法国
“超越争议-新苏联艺术”。Krings-Ernst画廊,科隆,德国
1990 “当代俄罗斯艺术家”。普拉托现代艺术博物馆,意大利
“重估艺术在重建时代的价值”。Phyllis Kind画廊,纽约,美国
“绿展”。Exit Art,纽约,美国
“莫斯科”。Milano,意大利
“在苏联及其外围”。斯蒂德里克博物馆,阿姆斯特丹,荷兰
“目录”。青年宫,莫斯科
“私人课程”。1.0画廊,莫斯科
“走向对象”。Kashirka,莫斯科
“来回”。莫斯科
“精神中国”。先锋俱乐部,莫斯科
1990-91 “春与夏之间:晚期共产主义时代的苏联观念艺术”。塔科马艺术博物馆,美国
1991 “MANI博物馆——40位莫斯科艺术家”。法兰克福,德国
“零度以下(人工冰、冷文化)”。纽伦堡工业中心、慕尼黑市博物馆,德国
“从解冻到改革的苏联当代艺术”。濑田谷美术馆,东京,日本
“概念主义展望”。夏威夷大学艺术画廊,檀香山,美国
“家庭-宇宙”。“螺旋桨”画廊,莫斯科
“房间”。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
1991-92 “1990年苏联艺术”。杜塞尔多夫Kunsthalle,德国;以色列博物馆,耶路撒冷;莫斯科
1992 “回到莫斯科”。博洛尼亚现代艺术馆,意大利
“第一手艺术,或害羞的辩护”。“里吉娜”画廊,莫斯科
1992-93 “概念主义展望”。北卡罗来纳艺术博物馆,美国
1993 “为俄罗斯当代艺术的临时地址”。法国邮政博物馆,巴黎
“纪念碑:为未来的转型”。莫斯科、纽约
威尼斯双年展“东方通道”。意大利
“九位莫斯科艺术家”。Bern画廊,瑞士
......
无相关资料。
20世纪80年代末,"医学诠释学监察组"(成员为S.阿努夫里耶夫、Y.莱德尔曼和P.佩佩尔施泰因)的诞生成为俄罗斯艺术重要事件之一。
该小组的主要话题涉及如下主题:
儿童性——童年诗意与风格、儿童的欲望与恐惧,这在1980年代末的俄罗斯当代艺术中首次出现。作品中频繁出现童书中的人物(如穆尔齐尔卡、爱博利特博士、小熊、小兔),装置里用到玩具、儿童卧室物品。
药房与疾病——作品分析艺术家的被动休息、脱离社会和静观状态,是纯洁无暇的美学。同时使用特殊的医疗物品如听诊器、体温计、洗眼杯和热水袋。主要母题为:虐待医生、药物成瘾、疾病即休憩。
圣像(超自然形象)——首度在俄罗斯艺术中让东正教民间传说与庸俗艺术成为实验实体。主要戏剧性源自正统与非正统(个人信仰)的冲突,当代大众关于“超自然”的观念中尤为突出。显现了“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冲突与戏剧张力。
洞穴(私密空间)——宣称个人生活的艺术家,在展览空间内创造出特殊“区域”:屏风、隔板、“房间”般装置,封闭并保护不受外部影响。空间本身变得比内部物品更重要。装置结构反转了传统类型:空间为主,物为次,黑暗、不分明的结构与拼贴最为重要。
动物化的“另一个我”——艺术家以自我讽刺的方式表达病态的个人主义,正如“我们不是人”这一作品标题。来自“儿童”话语体系的动物英雄变得让人恐惧,儿童书本主角具有成人特征,成为艺术家的动物化“另一个自我”。
秘密阴谋(犯罪与侦查)——80年代儿童文化的侦探性、神秘和阴谋,被1990年代艺术家用作定义美学实践意义和特性的主题。
......
“医学诠释学监察组”的策略旨在对人类激情和恐惧进行精神分析,并尝试治疗文化中的破坏性倾向,艺术家既是“病人”又自认“医生”,并未自居于普通人之上。
(安德烈·叶罗费耶夫,《MG之星》)
“医学诠释学”的艺术实践无法按常规类型划分,它既有创作艺术品、行为艺术、写作,也包括朋友间的谈话——但本质上并不归属于任何一种。实践首先质疑现代艺术进程中的关键区分:即艺术创作与诠释的区别。小组名即显示其关注于某些艺术“症状”的定义与诠释,意在诊断和治疗。
将艺术作品视为“艺术疾病”的某种症状这一观点并不新颖。但“医学诠释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和文本都归于解释领域,而非被解释的对象,不存在先于一切诠释的“自然艺术”。艺术家首先自我认定艺术家身份,却并不对身份加以通常证明,即直接进入解释自己的艺术存在之过程。他们把上一代艺术家(如伊利亚·卡巴科夫、安德烈·莫纳斯季尔斯基)式的极简与自我否定推向极端——这些艺术家虽然呈现了初始的艺术行为,也最大程度地简化和琐碎化,将重点转到多元解释之上。于是,解释和阐述逐渐成为艺术本身,原本旨在通过现实诊断和治疗艺术而产生的解释,反过来成为新型艺术“疾病”发展方式。
苏联时期的当代艺术基础本就极度薄弱,在完全不受官方控制的“非官方”艺术领域——"医学诠释学"正源于此——则更近于空白。独立艺术家完全自处环境下,其艺术的外部语境甚至比他们实际创作更具虚构色彩。许多老一代苏联艺术家建立了类宗教神话或个人全面意识形态,为创作的客观意义保驾护航。一旦对这些神话的信仰消失,只剩无限矛盾又同等无力的解释、理论和神话。
这种处境对"医学诠释学"来说并未导致丧失方向感的沮丧,而是把“理论化”作为新的艺术材料加以发现,并表现得机智和有趣。无尽的阐释与思考,用“艺术品”做直观演示,借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辩证唯物论、佛教神秘主义、当代人类学、精神分析等语言。
这种思辨论述保持了人文科学的严肃语调与修辞,并充满准确观察和见解。但通过不断变换方法论、跳跃主题、引用未知文献、由无到有地生成、再无声消失,反而使常规人文学术话语自我解构。实际上,他们仅仅是在对常见文化随笔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夸张,这已足以揭示它本质上游戏和美学的特征,对自身论证的信度和客观意义并无信仰。
(鲍里斯·格罗伊斯,摘自《医学诠释学,或从健康中治疗》。《乌托邦与交换》,莫斯科,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