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弗鲁贝尔

柏林国家画廊，德国柏林
P.诺维茨基，波兰华沙
W.维特罗克，德国杜塞尔多夫
P.斯普罗维里，意大利罗马

个人展览：（自1996年起与V.季莫菲耶娃联合展出）
2008 福音项目，“莫斯科艺术”博览会特别展览，中央艺术家之家
2007 “2007”，M.盖尔曼画廊，艺术中心“温扎沃德”，莫斯科
2006 “大人物”项目，NTV，莫斯科
2005 “时代肖像.地区肖像”，联邦委员会，莫斯科
“时代肖像.地区肖像”，加里宁格勒
“时代肖像.为别斯兰儿童慈善展拍”，莫斯科音乐厅，莫斯科
2004 “从日出到日落”，莫斯科
“时代肖像”，弗鲁贝尔家庭画廊，莫斯科
2003-2004 “ВВП х 12”，莫斯科
2002 “普京先生”，莫斯科
“普京与黑方块”，莫斯科
2001-2002 “总统的十二种心情”，莫斯科
2001 “自己人·外人”，莫斯科
“猛犸象做客艺术家”，莫斯科
2000 “新年快乐，总统先生！”，莫斯科
1999 “人道主义狂欢”，莫斯科
“生日快乐，阿拉！”，莫斯科
1997–2001 “礼物肖像”系列项目，莫斯科
“红圈”，维尔塔画廊、Expo-88画廊，莫斯科
1996 “艺术家日记.灰色展览”，莫斯科
“家庭相册”，弗鲁贝尔画廊，莫斯科
1994 “弗鲁贝尔圣经项目”，M.盖尔曼画廊，莫斯科
“Dmitrij Vrubel. Russische Gesichter”，B.A.T. Kunst Foyer，德国汉堡
1992 “妈妈”，M.盖尔曼画廊，莫斯科
“Dmitri Vrubel’s New Paintings”，Maya Polsky画廊，美国芝加哥
1991 “我怀疑你一切”，“马涅什”画廊，莫斯科
“Ich traue Dir аlles zu”，Die Wohnmaschine画廊，德国柏林
“我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弗鲁贝尔画廊，莫斯科
......

我叫季马·弗鲁贝尔，1960年出生于莫斯科，父母都是工程师。从15岁开始我就画画，也写诗，办文学报纸，举办展览。我有三个孩子：米沙、萨沙和娜塔莎。我的妻子在1986年离开了我，那一年我明白了我的艺术和生活是同一件事。我开始画关于自己、家人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画。我在家里一个人作画，画在纸上。

1990年我来到柏林，第一次不得不在街头、在公众面前、在数百人面前作画。在“柏林墙”上我创作了一幅关于对一个列宁格勒女孩的爱的作品。

我大部分的画作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俄罗斯人”。我非常爱他们，也很惧怕他们。对我自己亦是如此：我可以很善良，很热情，但也可能很恶毒、很残酷。我描绘的人物，既是刽子手，也是受难者。我不知道他们谁是杀人者，谁是受害者。

当我思考我与孩子、母亲、祖母的关系时，我明白我带给了他们很多欢乐，也有很多痛苦，幸福，也有不幸。我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而这一历史也是我的一部分。看看我的画——那些老人和孩子——你会看到季马·弗鲁贝尔，一个33岁的莫斯科艺术家，从他们的脸上。

——你画过政治家，现在越来越常画小混混（gopnik）。为什么？
“政治家和小混混其实都是普通人。小混混如果走一条路，还是小混混，走另一条路就成了政治家。就是说，如果让小混混吃好穿好、不让他酗酒、带到度假，最后他就成了政治家。他们都来自同一个院子、楼道。”
——节选自采访

弗鲁贝尔与季莫菲耶娃在表现福音文本时，运用了由国际通讯社为现今大众媒体所提供的视觉资料。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因为“福音”一词意为“好消息”，用更现代的话说就是“新闻”。因此，福音可以看作是当代媒体的雏形。但福音带给世界并催生了今天媒体的最重要的“新闻”，其实是关于“只有坏消息才是好消息”这一定律。实际上，福音带来所谓的“好消息”，内容本身却并不美好。上帝已死，门徒遭难，世界的画面不仅悲伤，甚至可怖且预示末日。那么福音的乐观从何而来？显然，这种乐观并非来源于内容，而是来源于“消息本身”，以及它的新颖性。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曾经相信过这个消息，并至今仍然相信它。德米特里·弗鲁贝尔和维多利亚·季莫菲耶娃的作品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现代信仰的结构。
——鲍里斯·格鲁伊斯

弗鲁贝尔和季莫菲耶娃画布上的英雄几乎人人皆知：他们不断出现在新闻、报刊、网站上。这些人多数和政治有关，比如萨达姆·侯赛因、弗拉基米尔·普京、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等等。当代政治的礼仪性表现乏善可陈，上层会议和欢迎仪式只是过去王权游行和节日的遥远回音。每次政治事件都会被放在不同的信息媒介中，反复反应，呈现新形象。最终怎么评价也无法下结论：观点多样性让我们无法简单分出“好人”与“坏人”。与过去的宫廷画师不同，弗鲁贝尔和季莫菲耶娃没有客户指派题材，他们被媒介表演本身所吸引，无论英雄的政治立场如何。巨幅作品《2007》乍看像是新闻年鉴类的可视化图表，实则尝试在国际政治事件基础上创建新的无情节的历史绘画。画中各路主角几乎互不关联：微笑缺牙的小混混和普京一样大。这幅画好像是信息民主时代的艺术写照：哪怕是获高关注度才入选画面的形象。
——瓦连京·佳科诺夫

要理解德米特里·弗鲁贝尔作为艺术家的性格、他对公共性的向往（使馆展览、将政治照片画为绘画），需要回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总要忏悔、要在众人面前展现自己、渴望自我剖析，甚至希望由此被别人永远不喜欢。看似他画的政治人物和这些无关，但实际上他把照片转换为画作时，也在表达自己。如果听他自己讲，他简直是一位顺应潮流的歌手-宣传家，总想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在任何国家都被人喜爱。他自称会尽一切努力让清洁工和部长、在中国和德国的观众都喜欢自己的画。他的偶像也是人气偶像——拉克季奥诺夫和鲁斯拉诺娃。最有趣的是，他在这条道路上真的取得了很大成效。他在柏林墙上的作品《在这致命的爱中拥抱》——勃列日涅夫与霍内克亲吻的形象已经成为墙倒塌时代的象征。我曾在柏林看到有人穿着印有这幅画的T恤。他去美国短暂采风，也不仅销量不错（他很看重，对他来说被买走就是认可）、获得评论，好几次作品还登上了“诗歌日”等刊物封面。美国人竟然会喜欢他那些丑陋而怪异的人物——我也弄不懂，但可见他这里同样算计成功。此外，他把自己的工作室（他在那里画画、生活和饮酒）办成了画廊——当然是“弗鲁贝尔画廊”——并且在各类出版物中大量宣传。虽然乍看下像自我炒作，但实际上确实有着很棒的家庭展览，宛如早已消逝的家宅艺术的那种温馨氛围：有人喝酒、有人在角落睡觉、有人在谈艺术。在弗鲁贝尔口中时代是顺从与讨好型人格要求自我的年代，他甚至想把自己塑造成像施瓦辛格那样的超人。这种努力本身比很多艺术家的“反叛”更辛苦。如今到底是顺应社会还是非主流，谁也说不准。他那种被喜欢的渴望被他说成是顺从，但那其实更是人性本身。幸运的是，这位艺术家并没有摆脱过去的各种心理“包袱”，带着些许野性与古怪的个性来平衡他所描绘对象。他总是制造矛盾：画面似乎很清楚，但气氛却莫名的紧张和怪异。这就是非常“现代”的来自莫斯科的艺术。
——叶·库尔良采娃，《德米特里·弗鲁贝尔》，1993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