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出生于莫斯科。1962-67年就读于莫斯科中等美术学校。1967-72年师从阿莉萨·波列特。1972-75年就读于奥列霍沃-祖耶沃师范学院(文学系)。1969-78年在《知识-力量》杂志担任插画师。1979-89年为“集体行动”小组成员。
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圣彼得堡;察里津诺国家博物馆-保护区现代艺术馆藏,莫斯科;路德维希博物馆,德国科隆;北卡罗来纳美术馆,美国;杜克大学美术馆,美国达勒姆;柏林画廊,德国柏林;Galerie Art 5 III Inge Herbert,德国柏林;Ogein Lombard,美国纽约。
个展:1990年“封闭的鱼展”(与I.马卡列维奇合作),MANI博物馆,莫斯科州。1992年“在美之内”(与I.马卡列维奇合作),L画廊,莫斯科。1993年“少女与死亡”(与I.马卡列维奇合作),“Velta”画廊,莫斯科。“封闭的鱼展及其他装置艺术”(与I.马卡列维奇合作),Krings-Ernst画廊,德国科隆。1994年“雪上的生活”,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圣彼得堡。“女作家的故事”,中央美术家之家,莫斯科。1995年“槌球游戏”(与I.马卡列维奇合作),Obscuri viri画廊,莫斯科。“雪上的生活·浮冰之旅”,Krings-Ernst画廊,德国科隆。“如何在夏天的雪上生存”,“外套”画廊,莫斯科。“飞翔-离开-消失:莫斯科观念艺术”,布拉格(捷克)、柏林、基尔(德国)。1996年“大业实验室”,Obscuri Viri画廊,莫斯科。“如何画马(第二部分)”,中央美术家之家,莫斯科。“童话做客”(策展:O.萨尔基相),中央当代艺术中心,莫斯科(目录)。“FLUXUS 昨天、今天、明天,历史无界限”,中央美术家之家,莫斯科。“艺术馆”,国立当代艺术中心,中央美术家之家,莫斯科。ART-MOSCOW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央美术家之家,莫斯科(目录)。“区域”,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莫斯科。“先锋俱乐部十周年”,Peresvetov pereulok,莫斯科(目录)。“三张牌”,ROSIIZO,莫斯科。“俄罗斯画室”,阿姆斯特丹,荷兰。“解释的边界”,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莫斯科(目录)。“莫斯科工作室”,HemiStyle画廊,美国华盛顿。1997年“第二点”,“凤凰”文化中心,莫斯科。观念与色彩——Pivovarov, Prigov, Elagina。“马卡列维奇”,Krings-Ernst画廊,德国科隆。“集体行动”,Exit Art画廊,美国纽约。第三届当代艺术双年展,采蒂涅,黑山。“感性之物的图画——20世纪”,M'ARS画廊,普希金国家美术馆,莫斯科。“神秘正确性”,Diane Hohenthal画廊,德国柏林。1998年“这些眼睛的世界-2”,楚瓦什国家美术馆,Cheboksary(目录)。“欧式装修”,“斯拉夫文化历史中心”展厅,莫斯科。ART-MOSCOW国际艺术博览会,M'ARS画廊,小马涅日,莫斯科。“Villeroy & Boch:250周年”(与I.马卡列维奇、S.阿努夫里耶夫、T.诺维科夫、S.布加耶夫(非洲)、L.别列佐夫斯卡娅、D.鲁卡宁、Y.斯特劳索娃等合作,策展:A.雅库特),马涅日中央展馆,莫斯科。群展:1988年第二届先锋俱乐部展览,Peresvetov pereulok,莫斯科。1989年“观念主义前景”,Peresvetov pereulok,莫斯科。1990年“趋向对象”,Kashirka,莫斯科。“精神分裂中国”,先锋俱乐部,Frunzenskaya河堤展厅,莫斯科。“女工”,十月大街26号展厅,莫斯科。“展览”,察里津诺博物馆,Profsoyuznaya 100号,莫斯科。1990-91年“春夏之间:晚期共产主义时代的苏联观念艺术”,塔科马艺术博物馆、ICA波士顿、得梅因艺术中心,美国。1991年“Novecento”,L画廊,中央美术家之家,莫斯科。“在苏联及其以外”,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荷兰。“美学实验”,Kuskovo博物馆,莫斯科。“私人课程”,画廊1.0,Soljanka展厅,莫斯科。“MANI博物馆——40位莫斯科艺术家在法兰克福加尔梅利特修道院”,MANI,法兰克福,德国。“观念主义前景”,夏威夷大学美术馆,美国檀香山;Clocktower Gallery, Public School 1, 纽约,美国。“现当代苏联艺术:从解冻到改革”,察里津诺博物馆现代艺术馆藏,世田谷美术馆,日本东京。“当代俄罗斯艺术家”,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西班牙。“欧洲艺术:苏联”,汉诺威艺术协会,德国汉诺威。“访问”,先锋俱乐部,莫斯科。“房间里”,文化之家,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1992年“前苏联”,格罗宁根博物馆,荷兰。“四颗心”,ISI,军官之家,莫斯科。1992-93年“观念主义前景”,北卡罗来纳美术馆,美国罗利。“人道援助,为德国寄包裹,27位莫斯科艺术家”,中央美术家之家,莫斯科;“人道援助,为德国包裹”,Tranenpalast,德国柏林。1993年“后改革:厨房女仆还是女政治家”,当代艺术中心,蒙特利尔、魁北克,加拿大。科隆艺术博览会,德国科隆。FIAC,法国巴黎。汉堡艺术博览会,德国汉堡。“纪念碑:为未来的转型”,ICA,纽约;ISI,莫斯科;中央美术家之家,莫斯科。“俄罗斯当代艺术临时地址”,邮政博物馆,法国巴黎。“从马列维奇到卡巴科夫”,路德维希博物馆,德国科隆。1994年采蒂涅双年展II,黑山采蒂涅。1995年“隐秘的艺术——1957-1995年苏联非官方艺术”,察里津诺博物馆现代艺术馆藏,Wilhelm-Hack博物馆,德国路德维希港;Documenta-Halle,德国卡塞尔;国立林德瑙博物馆,德国阿尔滕堡。“死亡艺术”,雅库特画廊,马涅日,莫斯科。“力量的尺度”,艺术协会,德国慕尼黑。“莫斯科场景素描”,Hohenthal & Littler画廊,德国慕尼黑。“女工-2”,L画廊,莫斯科。“秘传”,XL画廊,莫斯科。“Copyright-96”,Aidan画廊,莫斯科。
我1949年出生于莫斯科。我的父亲是儿童作家,母亲是一名化学家,他们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家庭相册中有一张照片,母亲还是学生时与瓦列里·恰卡洛夫共坐一排,父亲在小小的少年自然学家们中,和著名育种家米丘林合影。我要说,从小我的兴趣就在于文字和形象两者之间,虽然二者常常相互矛盾,成年后我把这称为我创作追求的两大领域。我写过讽刺剧并在莫斯科美术中学学习。后来在恩斯特·涅伊兹韦斯特内学雕塑,在阿莉萨·波列特学绘画,同时还旁听大学文学院的讲座。涅伊兹韦斯特内的工作室(我在那里工作了12年直到他离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那个时期非官方艺术发展的一种知识与艺术中心。阿莉萨·伊万诺芙娜·波列特会为我摆出“有趣小静物”,讲述她的老师彼得罗夫-沃德金和菲洛诺夫的故事,展示奥贝利乌特人超现实主义的照片。她是哈姆斯和弗韦杰斯基的密友,拥有至今未发表的手写书籍、日记、珍贵照片的档案。1979年以来,我开始长期参加“集体行动”小组的行为艺术。80年代末,我终于在自己的创作中结合了这两种原本离心的倾向。如今,单独拎出的话语在我的作品中被一系列图像元素所伴随,这些元素对其加以评论并形成多样的关系。在与文字共舞中,我找到了所谓的“中性抒情”,聚焦于中性形容词或分词的名词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词语丧失原有的具体含义,而获得某种抽象且升华的东西。于是,文字和绘画的循环创造出一种特殊的幻象般的文化语义空间。作品外在结构借用多种传统意识形态的套话,从一方面来看,语言俗套在被物化后变得有形可感,而另一方面,日常用品也获得了全球性象征的地位。自1990年以来,在较大型的项目中,我常与伊戈尔·马卡列维奇合作。
叶莲娜·叶拉吉娜与伊戈尔·马卡列维奇多年来一直从事苏维埃性的“考古学”研究,对我们数十年来耳熟能详但如今被遗忘的显而易见的符号进行历史梳理。他们的装置背后隐藏着斯大林时期匿名的文本,这些文本彼时非常流行,而今却被遗忘;作为“艺术修复师”,他们为这些文本寻找视觉对应,由此唤醒其中自发与直接的影响力。他们将叙事转化为可视,通过某种戏剧化的方式使观者相信作品的虚构,有能力在其中游走。(M.雷克林,《雪上的生活及其他装置》展览图录,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圣彼得堡,1994年)
现代艺术意识的这一条路线,不仅由马卡列维奇和叶拉吉娜代表,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也是代表之一,他们并非以理性描述或分析为主,而似乎是在回应文化提出的某种问题。这个迄今未完成的“课题”既不是迟暮残疾女农民的手稿,也不是对红军士兵如何在雪中掩埋自己遗体的指示,它属于非正式文化与现实之间的那一层——20世纪最惊异、奇特的现象由此而生。与之可比的唯有普拉托诺夫,在本次展览氛围中他的名字自然而然地浮现。马卡列维奇和叶拉吉娜是神话学家型艺术家,他们的装置中弥漫着带有坏结局的浪漫童话气息。他们再现的是意识形态的世界,但是在那种最基础的层面——那里只剩下生存本身的问题。本土化的异域(木拖橇和雪鞋)在这里变得原始而普遍。“玻璃的、锡的、木的”——这三个本体描述了“物之本性”,而在马卡列维奇与叶拉吉娜那里这些变成了“木质的、雪的、鱼的”。例外、异常、怪异正是最本质的部分。正是普遍性与边缘性、重要性与无关紧要的结合构成了他们艺术的魅力与声望,也使他们成了上世纪70年代反思型艺术运动的翘楚,曾是“集体行动”观念派小组的成员。随着这一潮流的主要代表无论法律上还是实际离开了俄罗斯,少数留守者也自觉退居二线,马卡列维奇和叶拉吉娜依然坚守阵地,等待着尚未出现的历史性“分水岭”。他们的装置中可以看到某种倦意与颓废——但那是伟大时代的终结与拜别。(叶·杰戈季,《雪上的生活以悲剧收场》,《商业日报》,1994年6月6日)
马卡列维奇和叶拉吉娜的动作与社交艺术正好相反:不是在意识形态下附加一层讽刺性的新意,而是突出艺术作品作为实体、可见的现象。“符号的上层”是远离联想的,这一系统有意避开联想(“鱼展”最关键的就是将词的意义还原至字面)。所有这些成就了放弃意识形态转向本体论的选择。(叶·杰戈季,《鱼之名》,Artograph,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