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洛夫·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

莫斯科普希金国家美术馆
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莫斯科察里津诺国家博物馆现代艺术收藏
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美术馆
德国柏林Martin Gropius Bau美术馆现代艺术馆
德国亚琛Neue Galerie-Ludwig收藏馆
韩国首尔奥林匹克公园当代雕塑收藏
美国新泽西州洛格斯大学Zimmerli艺术博物馆Nancy and Norton Dodge收藏
意大利皮斯托亚J.Gory
美国纽约M.Cogan
莫斯科V. Ovcharenko
莫斯科A. Sidorov

个展：
1980 库兹涅茨基大街艺术家之家一天展览，莫斯科
1988 “Orlov and Prigov”。Struve画廊，芝加哥，美国
1990 “Orlov”。Struve画廊，芝加哥，美国
“Boris Orlov”。Sonsbeek艺术中心，荷兰松斯贝克
1991 “众神的毁灭”。“Regina”画廊，莫斯科
1994 “天体队列”。“Regina”画廊，莫斯科
1995 “告别周年”（与谢苗·法伊比索维奇合作）。“Regina”画廊，莫斯科
1995 “鲍里斯·奥尔洛夫”。察里津诺国家博物馆，莫斯科
1998 “带有多余的建筑”。“Velta”画廊，莫斯科
2002 “战胜太阳”。“Regina”画廊，莫斯科
2004 “过程”。时间的轮廓。国家当代艺术中心，莫斯科
2004 “回顾展”。XL画廊，莫斯科
2005 “作者所有权”。1973-2000。收藏家俱乐部，莫斯科
2006 “鲍里斯·奥尔洛夫”。“Yakut”画廊，莫斯科
2008 “尘世军与天军”。莫斯科现代艺术博物馆，莫斯科
群展：（清单过长，此处省略，详见原文）

20世纪70年代末，我预感到帝国的终结，开始尝试创造其“综合形象”。这个位置是空缺的。首先需要提取帝国艺术的原型，如同自在之物，然后以周遭现实加以涂色。这完全是我自由的、个人的行动，结果就是一种在形式上具有折衷主义、在内容上充满魔力的风格。

鲍里斯·奥尔洛夫创作的核心，不是风格，不是造型（尽管它们鲜明独特），不是形而上学，不是民间母题，也不是社会神话。每一个元素之所以获得审美意义、可识别性和新意，唯有因其所服务的那个目标——艺术家自我的神话。他们全然沉浸其中，并为其赋能。因为，这个神话即关于“揭示并艺术再现超个人意象的可能性”的神话。

在艺术家的这个神话里，谈的决不是宗教意象、偶像或曼荼罗的神圣形而上学，而更像是某种后现代反思，针对弗洛伊德“超我”以及荣格关于“领袖”“英雄”原型出自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显然，这种关于精神分析和社会文化神话的反思进入艺术之后，本身就成了一种神话——关于超越个体意象的艺术家神话。正是在这一神话中心点上，深层古老与先锋乌托邦投射、古罗马肖像与拜占庭神圣马赛克、极权宣传艺术与大众文化产品等一切“自然而然”地汇聚。

然而，这个“关于神话的神话”不仅仅是对后现代解码、解构范式的引用，它同时也是艺术家对在苏联帝国中体验过的不自由的悲剧情感的一种回应，以及见证禁忌先锋艺术带来自由体验的证据。

奥尔洛夫是最早着手重新编码主导性社会意识形态符号体系的艺术家之一。正如“社交艺术”派的艺术家，他同样采用了讽刺、怪诞、模拟和狂欢化的语言。但在他这里，这种语言不是为了“揭露”或启蒙，而是用来揭示社会政治形而上学深处的神话结构和原型图腾意象。他仿佛自己主动扮演艺术家角色，自发开始创造“真正”的帝国艺术——被规约、具经典、肖像学精准——无限荣耀、伟大、美德、英雄主义的艺术。

创造这种艺术的起点，是区分面貌、人格、面具、假面。进而澄清了社会美德“图腾符号”在当代社会徽章学的地位，形成了图腾结构，其内涵被帝国社会鼓励的典型肖像包含。形象总成为英雄，仿佛再现上古英雄的魔力功能：伟人、众人之上者、指挥者、领导者、伟大人物……于是出现了典型肖像、帝王胸像、图腾、革命、战争、劳动、体育英雄的体系。这些形象回溯到“最高领袖”的神话性原型，并以不同风格（巴洛克、至上主义、构成主义、波普艺术）呈现。然而，始终是主宰性正面的形象——其胜利、耀眼吸引、超个人的伟大和荣耀。

然而，作为帝国精神的图腾，奥尔洛夫的形象不仅有阿波罗式的明朗，也蕴含帝国的不对称性：矛盾、二元、正面与日常、秩序与自然、神圣与世俗、完成与生成之间的不可化解对立。艺术家将帝国的根本对立联系到符号与指代、徽章与意义的美学双重性游戏。

如今，当“第三罗马”帝国裂痕加深，苏维埃帝国的偶像艺术也有望成为考古对象时，鲍里斯·奥尔洛夫的雕塑图像与装置获得了新维度：它们成了唯一可能、不可摧毁、永恒帝国——神话、传奇与艺术幻想的“天上帝国”的再现。
（E. 巴拉巴诺夫，《帝国自由的歌者》一文摘自1990年芝加哥Struve画廊“Orlov”展览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