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洛夫（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лов）

普希金国家美术博物馆，莫斯科
特列季亚科夫国家画廊，莫斯科
察里津诺国家博物馆现代艺术藏品，莫斯科
古根海姆博物馆，美国纽约
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美国芝加哥
柏林马丁·格罗皮乌斯宫现代艺术博物馆，德国柏林
路德维希收藏新美术馆，德国亚琛
首尔奥林匹克公园当代雕塑收藏，韩国首尔
南希与诺顿·道奇收藏，齐默利艺术博物馆，美 国罗格斯大学新布伦瑞克
J.Gory，意大利皮斯托亚
M.Cogan，美国纽约
V.奥夫恰连科，莫斯科
A.西多罗夫，莫斯科

个展
1980年“一日展”，莫斯科库兹涅茨基桥艺术家之家
1988年“Orlov and Prigov”，Struve画廊，美国芝加哥
1990年“Orlov”，Struve画廊，美国芝加哥；“Boris Orlov”，Sonsbeek艺术中心，荷兰松斯贝克
1991年“众神的毁灭”，Regina画廊，莫斯科
1994年“星体盛宴”，Regina画廊，莫斯科
1995年“告别纪念日”（与谢苗·法伊比索维奇联合），Regina画廊，莫斯科
1995年“鲍里斯·奥尔洛夫”，察里津诺博物馆，莫斯科
1998年“多余的建筑”，Velta画廊，莫斯科
2002年“战胜太阳”，Regina画廊，莫斯科
2004年“进程：时代轮廓”，俄罗斯国家当代艺术中心，莫斯科
2004年“回顾展”，XL画廊，莫斯科
2005年“作者财产1973-2000”，藏家俱乐部，莫斯科
2006年“鲍里斯·奥尔洛夫”，雅库特画廊，莫斯科
2008年“地上与天上的军队”，莫斯科当代艺术博物馆，莫斯科

群展
1969-2008年在莫斯科、巴黎、纽约、芝加哥、首尔、法兰克福、东京、巴塞罗那等世界重要城市举办过诸多重要集体展览、双年展及现代艺术回顾展，展览主题涵盖苏联及俄罗斯非官方艺术、俄罗斯构成主义根源、社会艺术、先锋艺术、多媒体装置等。详细展览清单见原文。

在上世纪70年代末，预感到帝国终结之前，我决心创造其“总体形象”。这个位置空缺。我首先需要提取帝国艺术的原型作为物自体，然后用周围现实给它增添色彩。这是一次完全自由的个人行动，结果形成了一种在形式上兼收并蓄、内容上富有魔力的风格。

鲍里斯·奥尔洛夫的艺术核心并非风格、塑造（尽管二者都极为鲜明且独特），也非玄学、民俗动机或社会神话。所有这些元素的美学意义、可辨识性与新意，唯因其服务于艺术家自身的神话，并完全沉浸并被这种能量充盈。这个神话，是关于表征和艺术再现“超个人形象”可能性的神话。

当然，这种艺术家神话并无宗教形象，也非图腾性的图像玄学或曼荼罗。更倾向于对弗洛伊德“超我”及荣格关于领袖与英雄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等命题的后现代反思。这种关于心理分析和社会文化神话的反思，一旦被带入艺术本身，也就转化为艺术家自身关于“超个人形象”的神话。这一神话正是远古原型与先锋乌托邦投射主义、古罗马仪式肖像与拜占庭圣像马赛克、极权宣传艺术与大众文化产品之间力量场交汇的焦点。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对后现代范式的再编码和解构的呼应，也是艺术家对苏联帝国中不自由的惨痛经验的回应，同时也是通过被禁止多年的前卫艺术所启动的自由体验的见证。

奥尔洛夫是最早关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符号再编码的艺术家之一。如同“社会艺术”流派画家，他也用讽刺、怪诞、模拟与狂欢化的语言。但这种语言的目标不是“揭露”，不是启蒙性的“去神话化”，而是挖掘深层神话结构和社会-政治玄学基础中的原型形象。就像戏仿，他主动承担了“帝国”真正艺术家的角色，以自己的意志开始创作体制化、规范化、符号明确的艺术——无限庆典、伟力、功勋、英雄。

创作的起点，是区分面容、个性、面具与假面。这揭示出一整套社会功绩和仪式“图腾符号”在现代社会纹章学中的作用。随之出现的，是从古典仪式肖像、皇帝半身像、图腾、革命、战争、劳动、体育英雄组成的图腾链。这些形象，源自“最伟大的人”这个神话发生体，可用各种风格表现：巴洛克、至上主义、构成主义或波普艺术。但始终是主导表面、辉煌、超个人伟岸与荣耀的脸庞。

然而，作为“帝国精神”的图腾，奥尔洛夫的形象除带有理性之清晰，还有帝国的非对称性：两极性、难以调和的矛盾—仪式与日常、秩序与自然、神圣与世俗、完成与生成。这种根本的二元性被艺术家通过符号与指称、徽章学与意义的二元性游戏表现出来。

如今，第三罗马已裂痕累累；苏联帝国艺术即将成历史，奥尔洛夫的雕塑形象获得新维度：它们代表唯一不可摧毁且永恒的帝国—神话、传奇和艺术幻想的天空帝国。

——E.巴拉巴诺夫，《帝国自由的歌者》，“Orlov”展览图录，Struve画廊，1990年，芝加哥